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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从来没有说过，鲁迅是我的朋友，因为一则论语社有一条禁例是不许说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，依例当然不可说“我的朋友鲁迅”。二则此间有人说我在上海卖文，全靠鲁迅提拔，后来又背叛鲁迅了。可是，我从1922年到上海，直到1927年，鲁迅才到上海久住。我和他本不相识，而我又从不靠卖文过活，不知如何提拔我？三，鲁迅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，我呢，已经是后辈又后辈了。钱玄同先生和鲁迅是同辈，我的老师单不庵和钱玄同一辈，我是该退居后辈的。四，鲁迅先生是文学家，我呢，只是研究历史的人，道并不相同。不过，《鲁迅全集》出来了，他的《书信集》也出来了，还有《鲁迅日记》也出版了，证明了我和鲁迅并非泛泛之交。从《鲁迅书简》中，大家才承认《集外集》中那篇顶长的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（讲演稿）是我的手笔。这篇讲稿，并不曾在上海版《语丝》半月刊刊出，给章衣萍挡住了，退还给我。后来刊在《新闻报·学海》上；那年，杨霁云兄编《集外集》，我把剪报交给他，鲁迅先生看见了，要去编入正文的（可看鲁迅写给杨兄的信。杨兄那时在持志学院听我的课）。总之，文坛的事，揭开盖子一看，也是跟政坛差不了多少的，我并不想在文坛插足呢！
本来替鲁迅作传记，轮不到我头上来的，鲁迅纪念委员会，预定由茅盾兄主稿，有《鲁迅论》的样板在，一定错不了的。孙伏园兄推许写鲁迅事迹考的林辰先生，我也赞同。此外，知堂老人，周建人，许广平，孙伏园，许寿裳诸氏，都贡献了许多第一手资料。在鲁迅身后二十年，我才开始写《鲁迅评传》，后来，又再三易稿，写成了《鲁迅年谱》，真的谬托知己了。鲁迅先生在《忆韦素园君》的尾上说：“文人的遭殃，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，一瞑之后，言行两亡，于是无聊之徒，谬托知己，是非蜂起，既以自衒，又以卖钱，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，这倒是值得悲哀的。”或许我也是这样的“无聊之徒”呢！
我记得三十年前，宋云彬兄生了病，在桂林医院休养；那时，纪念会编刊的《鲁迅全集》刚出版，寄到了桂林，他仔细读了一遍，编了一部《鲁迅语录》。后来，我到了桂林，宋兄问我：“为什么鲁迅没骂过你呢？”我说：“鲁迅对我说过，他也有真正的朋友的；而且，我要告诉你，鲁迅从来没骂过易培基呢！”
许多朋友问我：“鲁迅究竟是怎么一个人？”我说：“'知人则哲’，要了解一个人谈何容易。虽说'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’，但从一个人的文章来了解其人，比以貌取人还要渺茫些呢！”大体说来，他是一个很寂寞的人，他题在《彷徨》上的诗句：“寂寞新文苑，平安旧战场；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。”他在《自选集题序》中，加过一段注解：“……后来《新青年》的团体散掉了，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，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，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'头衔’，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。”这是实情。
鲁迅生平文稿，在他身后，收集得最完全；《集外集》以外，又编了那么多的“拾遗”。除了鲁迅自己手编的《关于鲁迅论及其他》和《萧及看萧的人》，可说都收罗起来了。这样，对于那些凭着主观来歌颂或诅咒鲁迅的人，颇为不利，因为他们所要涂饰在鲁迅身上的东西，不管是金片还是泥巴，我们都可以用鲁迅自己的手一一揭下来。有人说我所刻划的鲁迅，既不是歌颂他，也不是贬抑他，而是还他一个真实的鲁迅（见日译本《鲁迅选集》）。这是我所要做的，能做得几分，只好让读者去衡量了。
我对鲁迅的描述，见之于《鲁迅评传》和《鲁迅年谱》，在这儿不再赘述了。在这儿，且说说几件琐事。有一晚，他在我家中吃晚饭，在座的有曹礼吾、周木斋、黎烈文、徐懋庸、杨霁云、陈子展、陈望道诸先生和李鯈（他是我的四弟）。他才知道周木斋并非笔名，而李鯈倒是笔名，并非姓李的。我这么一说，大家就可以看懂《且介亭杂文》、《二编》、《末编》中附记的文字了。那晚我和鲁迅先生在书斋中谈了一回，谈的是他们正在为“义子”而头痛的事。（“义子”的事，可看章锡琛先生的随笔。）我说：“周先生，别人说你世故，而且有了'世故老人’之称。其实，你太不世故了！你们那位义子义媳，非亲非故，从闽南到上海来，就让他俩住在你们家中，我们都以为是太惹麻烦了。'相见好，同住难’，可以请他们吃饭，可以借钱给他们，就是不可留住在家中，麻烦在后头呢！”那双义子义媳，真是妙不可言，听到他们下楼来，便高声念念书，表示十分用功，像个贤子贤媳呢！后来，看看跟着鲁迅，并没有什么前途，又去找创造社的人。创造社的人，那时和鲁迅是冤家对头，因为他俩住在鲁迅家中，冷淡了他俩，还嘲笑了一阵子。后来他俩倦游还乡，对鲁迅十分失望，决意回家了，他俩要鲁迅送五千银元的路费。这幕闹剧，就此落幕。假使《鲁迅传》影片中，插上这一幕真实的闹剧，岂不笑死了天下后世人？我这么一说，大家看了，又该有什么感想？
世人对于自己所敬仰的人，总设想他们是圣人或贤人，那位孔老二，他自己明明白白形容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，他并不是生而知之者，也不是什么圣人；他那点知识，是“好古敏以求之者”。可是那些把他送进神座里去的人，一定要他吃冷猪肉；连《论语》所载《子见南子》，替那位美人拉马车的实事，曲阜孔家子孙就不准在济南中学演出呢！鲁迅在《两地书》中，也有绵绵情话，也有“岂谓虽鞭之长，不及马腹乎？”这样妙句，我知道有人是不让我把它写出来的。我对鲁迅说：“我相信你并不要希圣希贤，你是一个智者。你是尼采！”鲁迅先生说，真的孔夫子，他是富有人情味的，孟夫子就不同了（参见鲁迅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）。他是创作《孔乙己》的人。
鲁迅先生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，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，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。我笑着对他说：“我是不够格的，因为我不姓许。”他听了我的话，也笑了，说：“就凭这句话，你是懂得我的了！”就凭这一句话，我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，真的写起来了。原来，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，三男：许季上，许寿裳和许钦文，二女：许羡苏（钦文的妹妹）和许广平。朋友们心中，都以为许羡苏小姐定将是鲁迅的爱人，不过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，我在这儿也不多说了。
谈鲁迅往事的林辰先生，他在开明本的《事迹考》中，有过《鲁迅与狂飙社》的专章，到了1956年重版的《事迹考》，狂飙社和莽原社各立专章。狂飙社，1926年成立于上海，它的重要角色，有高长虹、向培良、尚钺、朋其、高歌、沐鸿等人，都是过去莽原社社员。莽原社原是鲁迅所组织的，主要社员有韦素园、李霁野、台静农和高长虹等人，正如众星之拱北辰。可是，到了那年8月，鲁迅离开了北京，为了向培良的稿子问题，那团体内部发生冲突了。高长虹他们，在上海成立了狂飙社，开头便攻击鲁迅先生了。指鲁迅为“世故老人”，“戴着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”的假冠，“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”等等下劣的谩骂，和“鲁迅常说郭沫若骄傲”一类的挑拨。真是窝里反了，对鲁迅是一件最痛心的事。到了后来，鲁迅才知道高长虹所以毒骂他，向培良等的稿件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；真实的原因，却是“为了一个女性”。鲁迅说：“那流言，是直到去年11月，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。他说，由沉钟社里听来，长虹的拚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。《狂飙》上有一首诗，太阳是自比，我是夜，月是她。……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'单相思病’，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，他并不是为《莽原》，却在等月亮。”（《两地书》）于是鲁迅就写了一篇小说，叫《奔月》，和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，寄到未名社去。用的是“逢蒙学射于羿”，后来“思天下惟羿愈己，于是杀羿”的故事。高长虹在三角恋爱中败了下去，那就永远怀恨在心了。到了鲁迅逝世以后，狂飙社三剑客，除了尚钺还怀念旧情，高长虹和向培良，一直骂个不完。鲁迅曾对许广平叹息道：“我先前的种种不客气，大抵施之于同年辈或地位相同者，而对于青年，则必退让，或默然甘受损失。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，或纠缠，或奴役，或责骂，或诬蔑，得步进步，闹个不完。”他想不到在他身后，狂飙社嘁嘁喳喳之声一直响了下去。这场带醋味的小风波，读者欲知其详，请看林氏的原书。假使写成一出剧本，或许比“子见南子”还更风趣些。不过，许广平这位月亮，会不会以为我们也在“幽了鲁迅一默”呢！
鲁迅的知己朋友，除了五位姓许的以外，我应提到一般人所想不到的陈公洽（仪）将军。鲁迅每逢碰上了挫折，总是长叹息道：“我要到公洽那边当兵吃粮去了！”后来，黎烈文兄在上海抑郁不得志，介绍他到福建去做文化工作，创办了改进出版社的便是鲁迅之力。后来又随陈将军到台湾去了。
我一开头便说：我之于鲁迅先生，并不想谬托知己，因为他毕竟比我大了二十岁。我虽不曾受他的教诲，不是他的学生，在上海那一段时期，往来得相当亲密，但对于他们那个时代，总有些隔膜，至少，我不曾应过科举，对启蒙时期的士大夫的观点并不了解。我接受新青年派的文艺观点，以及非孔的思想观点也很早，但我初看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，实在不了解。他的小说，以《阿Q正传》为世人所知；但它以“巴人”的笔名在《晨报副刊》连载，邵力子先生剪给我看时，我实在看不懂。（恕我说实话，如今读过这篇小说的，自己想想看，究竟懂得了多少？百人之中，能否有一个人懂？也难说得很。）当然有人懂得的，我曾介绍了如次的一段话：
《阿Q正传》里的讽刺，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，因为他多是反语（Irony），便是所谓冷的讽刺——“冷嘲”。中国近代小说只有《镜花缘》与《儒林外史》的一小部份略略有点相近。《官场现形记》和《怪现状》等多是热骂，性质很是不同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。《阿Q正传》的笔法的来源，据我所知道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，其中以俄国的果戈里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，日本是夏目漱石、森鸥外两人的著作，也留下不少的影响。果戈里的《外套》和《疯人日记》，显克微支的《炭画》和《酋长》等，森鸥外的《沉默之塔》，都已经译成汉文，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，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。夏目漱石的影响，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《我是猫》。但是国民性实是奇妙的东西，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，但其结果，对于斯拉夫族，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，而没有那“笑中的泪”。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，而没有那“俳味”。这一句话，我相信可以当做他的褒词，但一面就当做他的贬词，却也未始不可。多理性而少情热，多憎而少爱，这个结果便造成了satyric satire（山灵的讽刺），在这一点上，却与“英国狂生”斯威夫脱有点相近了。这个倾向在《狂人日记》里——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，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——也很明显，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。这样的冷空气，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，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接触，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，至少在中国现代社会里。
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“谱”——新名词称做“传统”——的结晶。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，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。沈雁冰先生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说：“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；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，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，是呵，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！”这话说得很对。（知堂：《阿Q正传》）
我是看了这篇评述文字，才懂得《阿Q正传》。世间固有很多人，以为别人是阿Q，而他自己并不是阿Q；岂不知，鲁迅是连他自己也是阿Q在说在写的。谁若不懂得这一点，就不必谈鲁迅。
有人问我关于鲁迅先生的家庭生活，我说我从来不关心别人的私生活的。语云：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穿在别人脚上的鞋子，痛脚在那儿，我们也无从知道的。”何况许广平大姐已经去世了，我就更不想谈周家的往事了。（我知道许大姐对我和知堂老人相往来，心中颇有点不快意的）不过有人认为鲁迅和朱夫人的婚事，乃是鲁母的过错，鲁迅先生的弟弟建人就表示不能同意。（朱夫人本来没有让贤给许羡苏小姐或许广平小姐的义务，男女间的事，本来不合逻辑的，鲁迅也不是想吃冷猪肉的圣人呢。）
鲁迅先生，他是旧式婚姻下的牺牲者，他曾对好友许寿裳先生说：“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，我只好好好地供养她。”1919年，鲁迅曾接到一位少年写来的一首新诗，题名《爱情》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。爱情！我不知道你是什么。我年十九，父母给我讨老婆。可是这婚姻，是全凭别人主张，别人撮合。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：'咄！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吧！’”鲁迅看了，说：“对我颇有意义。”认为这是血的蒸气，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。他写了一段随感录说：“在女性一方面，本来也没有罪，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。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，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，又不能责备异性，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，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。”鲁迅的话，说得很明白了。他是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”（鲁迅：《坟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）。我劝大家听听周建人先生的话：“欧阳凡海的文章，讲到鲁迅的婚事颇有谴责他的母亲的话。那时候，主持家政的是鲁迅的母亲，说亲戚家族催逼鲁迅结婚，迫得鲁迅'神经衰弱起来’之类的话，也就不能不说是在责备他的母亲了。这话恐怕也不一定对。”
在这儿，我要插说一件小事：一位朋友要研究鲁迅，或许要写鲁迅传也未可知。他要我介绍有关鲁迅家庭小事的书，我就推举了林辰先生的《鲁迅事迹考》，这是朋友们共同赞许的书。那知，他买来了新文艺出版社的《鲁迅事迹考》，和我手中所有的开明版《事迹考》颇有不同，一则《鲁迅与文艺会社》那一节减少了，二则《鲁迅的婚姻生活》那一章完全删掉了。这究竟是谁的主
意，我就无从知道了。林辰先生把鲁迅先生的婚姻生活整理出来，上载“一九○六年，鲁迅二十六岁，六月回家，与山阴朱女士结婚。同月复赴日本。一九一九年，鲁迅买了北京八道湾的房子，回乡将老太太和朱女士接到北京去，同住在一地。”这是见得天日的事，何以要删掉呢？我们当然不懂了。而且，鲁迅和许广平大姐恋爱中的《两地书》，连三角恋爱的账目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又何必抹煞朱夫人那段婚姻呢！
关于鲁迅的恋爱生活，我觉得他的《野草》（散文诗）有一节题名《腊叶》的，颇耐寻味，从其中，可以体会到他俩的情怀。这是他对于“爱我者”的感激。我们把“病叶”看成作者，把作者的口气转给“爱我者”，这样好些关节自然解通了。
我和鲁迅相识那年，已经接近三十岁了，因为我那时已经做了七八年大学教授，别人心目中，不把我当做青年人看待了。有人以为我和鲁迅闲谈，一定谈文论道，跟什么讲习会相似的。实际上，决非如此，我和他从来没谈过文论过道，和青年人的天真想法绝不相同。因为这样，我们才可以相处得很不错。只有一回，那时黄侃先生在暨大教书，他是章太炎师的入室弟子，所以章师的《国故论衡》前面有他的序文。季刚自负甚高，他的散文，自以为一时无两。章师推崇魏晋文章，低视唐宋古文。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。我对鲁迅说：“季刚的骈散文，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；你们兄弟俩的散文才算是得魏晋的神理。”他笑着说：“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的。”后来，这段话传到苏州去，太炎师听到了，也颇为赞许。平居闲谈的话，我就随便举了一个例子。天下滔滔，又有多少人可以共语呢？
本来，有一位朋友，和我交谊很深，和鲁迅往来也很密切，只因我不想依草附木，从来不曾提到他。于今，这位朋友，因为他的《多余的话》，作为一个社会革命者的观点未免太消极了，已经受批判了。我倒不妨说说当年的故事了。其人便是瞿秋白先生。我的同学好友王子白兄，他的夫人，便是秋白的妹妹，这样，我和秋白便成为朋友了。他在上海工作时期，住在上海西门路上海书店楼上，主持这家书店的徐白民兄也是浙江一师同学，而主持上海青年运动的杨贤江兄，也是一师同学。总之，四十多年前，我们那一群朋友，都是“小学教师”这一阶层的雏鸟。十多年前，我在北京怀仁堂碰到一位赫赫有名的朋友，他也是上海住亭子间的老相识。在这儿，我记起我们三人的几次闲谈（和鲁迅，秋白），想起了河上肇出狱以后对新闻记者的谈话，不禁感慨系之。（秋白的《海上述林》，鲁迅所编刊。）
鲁迅先生在政治低压气氛中过活时，他是十分苦闷的；身体又很不好，肺病第三期。我曾劝他到山水之处休养一些时再说，（我的意思，不妨到金华北山双龙洞一带去。）他的回信云：
……倘能暂时居乡，本为夙愿；但他乡不熟悉，故乡又不能归去。自前数年“卢布说”流行以来，连亲友竟亦相信者，开口借钱，少则数百，时或五千；倘暂归，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，建大厦，辇卢荣归矣。万一被绑票，索价必大，而又无法可赎，则将撕票也必矣，岂不冤哉。
连那位颇懂得欣赏鲁迅文学的苏雪林女士，也以为鲁迅颇富有，只是装穷而已。
鲁迅先生晚年时“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，先从作长编入手，但即此长编，已成难事，剪取欤，无此许多书，赴图书馆抄录欤，上海就没有图书馆，即有之，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，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，所以直到现在，还是空谈。”（他写给我的信中语。）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，鲁迅著作最谨严，有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样板在。这两部史书不曾完成，真是社会的大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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